人世几回伤往事

——写在父亲《金陵古迹图考》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重新出版之际

“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”,是先父朱偰先生在其《金陵古迹图考》自序中引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中的诗句。《金陵古迹图考》、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和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是父亲70年前的著作,今年八月,终于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了。今天再读刘禹锡的这两句诗,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  父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经济学家,曾任中央大学、南京大学的经济系主任,同时又是一位寄情山水和历史的文人。有人说:“一个对山水和历史同样寄情的中国文人,恰当的归宿地之一是南京。”这似乎说的就是父亲,南京是他事业的起点,也是他生命和事业的终点。南京的山水和历史成就了他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,也使他在1957年以及“文革”中万劫不复。

  父亲193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,回国后应聘为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。他虽生于浙江,长于北京,但一到南京,便被南京城宏大的气魄和深邃的历史所吸引:葛藤飘拂的古城墙,衰草披离的明故宫,石马嘶风的孝陵神道,腾骧欲飞的六朝神兽;鸡鸣寺钟声悠悠,栖霞山秋叶飘零,秦淮河还飘着六朝的胭脂,玄武湖仍闪着往昔的波光;钟山高耸,大江东流,数千年历史,留下无数先哲的遗迹;杜牧的一曲《夜泊秦淮》,还回响在人们的耳旁。父亲常常利用课余,背着一架德国产的相机,徜徉于南京的山水与历史之中。当父亲站在古人一定也站过的地方时,当父亲抚摸古人一定也抚摸过的历史古物时,心头也一定会荡起一阵无端的感动。余秋雨有一段精彩的话:“大地默默无言,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,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得一声奔泻而出;文人本也萎靡柔弱,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,倒也能吞吐千年。”

  起初,父亲四处拍照,也许仅仅是爱好。但当他看到南京的文物古迹正在遭受破坏时,拍照的目的便发生了变化。上世纪30年代,国民政府正大力建设新首都,街道改筑,房屋改建,地名改名。南京城市面貌固然是日新月异,但古迹之沦亡,文物之丧失,也是不墒ぜ频?尤其是那些造型生动,雄浑简练,神态威猛而富有动感的六朝石刻,或湮没于荒草,或倾圮于池塘,或破碎于农田,而文物管理部门竟听任之,使其日趋散失零乱,乃至消灭无存。父亲对此心痛不已。为了督促政府,也为了给后人留一点记忆,父亲开始有意识、有系统地对南京的地面文物进行实地摄影、测量,北至浦镇,南至湖熟,东至丹阳,西至当涂。父亲常利用星期天或假日,早出晚归,实地踏访,有时还要在当地的客店住宿,在一些偏远地方甚至还要骑马。有时天气突变,摄影不成,或时间不够,测量不完,只得下次再去。他用了三年的业余时间,历尽艰辛,摄影二千多张,从中精选三百余幅,编为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;并对南京的文物古迹详加考证,成书《金陵古迹图考》;又精选出105幅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六朝帝王陵墓照片,加以考证,编为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。同时,父亲还利用暑假,赴北京实地摄影、测量,写了《元大都宫殿图考》、《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》、《北京宫阙图说》三本书。

  也许从前人的文物中发思古之幽情是文人的天性,但能从中跳出来,表达一种浓厚的民族忧患意识,则要有大襟怀。那时,父亲既担忧城市建设对文物的破坏,更担忧日本挑起的战争给文物造成的毁灭。他如此叙述自己的写作目的:

  设余之著述及图版能引起社会注意,进而督促政府,注意古物之保存,弗徒设机关,而不事工作,使金陵古迹应修复者修复,应保管者保管,应登记者登记,应发掘者发掘,使先民文物得以保存而不坠,则固民族文化之大幸。设不然者,南京竟变为完全欧化之都市,虚有物质文明之外表,则吾之图考将永成为历史的记载,此固民族文化之不幸,然而是则无可奈何,亦唯有听之耳。余个人之责任尽于此而已。(《〈金陵古迹图考〉自序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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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设一旦而不幸罹劫灰,而文献荡然,使后世考古者,又何从而睹当年制度耶!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,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,亦当尽其一技之长,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,使大汉之天声,长共此文物而长存。(《〈北京宫阙图说〉自序》)

  徐雁先生希望读《金陵古迹图考》等书的人“深入体察先生当日恐惧华夏衣冠沦丧、悲悯中华文献轶弃、忧虑先民文物毁坏的种种苦心”,正是说出了这种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。孔尚任《桃花扇》云:“乌衣巷不姓王,莫愁湖鬼夜哭,凤凰台栖枭鸟。残山梦最真,旧境忘不了,不信这舆图换稿。诌一套哀江南,放悲声唱到老。”其意境,与先父当年何其相似。

  也许,历史学的心理学因素就是重温早已逝去的往昔,但父亲的著作更在于他同整个民族共苦难。更重要的是,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,他向世人介绍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灿烂文化。

  作为一个文人,对于毁坏南京文物古迹的行为,父亲只能写几部书,呐喊几声,这之外也只能“唯有听之耳”。但当他手中有一定权力时,他就不再“唯有听之耳”了,而是不惜以自己的官位和生命来抗争。

  1955至1957年间,父亲担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,主管全省文物保护工作。1956年4月底,南京市政府为军事学院基建用砖批准在太平门已拆200米缺口处,再拆100米,当时父亲就提出不同意见。6、7月间,父亲接到中华门内瓮城(即俗称中华门城堡)即将被拆毁的紧急报告,立即赶到毁城现场一看,发现城墙已经拆到中华门内瓮城附近,中华门眼看就要成为一堆瓦砾废墟。另外草场门以南、芦席营以北的石头城遗址,也已拆得面目全非,幸好作为石头城最有代表性的部分——鬼脸城还未破坏。他立即赶到南京市政府,对此提出批评,并加以制止。鬼脸城和中华门总算保住了。但是到了8月下旬,南京市某副市长召开会议决定:“在市委城建部领导下成立拆城小组,(由城建局、建筑工程局、房地产局、施工管理处四单位组成,由城建局牵头),要求有多少力量拆多少砖,由拆城小组统一领导,分工拆除。”为了筹集救灾赈济款,在“古为今用”的旗号下,他们把古城墙当成摇钱树,一块城砖卖一毛二分钱。父亲四处奔走、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,以阻止这种无知的行为。1956年9月23日,父亲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《南京市城建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》一文,对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严厉批评。该文先后被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化新闻》等报刊转载,省市电台广播。父亲还电告中央文化部,请求制止。城墙保住了,中华门保住了,鬼脸城也保住了,然而,父亲也在接下来的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,罪名之一便是“借保护城墙之名攻击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”。

  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艾煊先生在他的《帽子与城墙》一文中说:“只有朱偰直接拿‘帽子’换来的这座中华门城堡,到底没有被拆被毁,今天依然巍巍耸立。覆舟山以北直到神策门,那条玄武湖水边的堞影美景,依旧令人心旷神怡。这座门、这道墙,竟没有被毁,也许是人们慑于朱偰的正气、傲骨和勇气,也许是出于对朱偰悲惨命运的怜悯或同情。若在古代,人们会把朱偰视为护城之神而去敬重他。”

  父亲把南京的文物古迹融入自己的生命,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南京的文物古迹,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“吞吐千古”的伟业。只要南京的文物古迹还在,只要南京的城墙还在,父亲的生命就还在;即使这一切都毁弃了,只要父亲的书还在,父亲的生命也一样存在。

  现在父亲著于70年前的《金陵古迹名胜影集》、《金陵古迹图考》和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》终于重新出版了,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,感谢所有为这三部书重新出版而辛勤工作的人们,也感谢所有关心父亲的朋友。

 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朱偰先生诞辰100周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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